• 分类：党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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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21-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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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举步不前，在逐渐脱离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同时，并没有找到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由于与苏联政治关系的恶化，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中国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国面临着经济如何发展下去的问题。

至1978年为止，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倍多，但是人民生活依然贫苦，技术比较落后。为尽快加快经济发展，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逐一解决这些问题，掀起了改革开放运动。

人们通常以为，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中央决策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选择的突破口恰恰是工业企业管理，而具体办法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上。在此时期由于企业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广大农村的包产到户却如火如荼，从而将决策者的视线吸引到了农村问题上。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黄万里，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力主将土地借给农民耕种，并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省委书记黄万里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撂荒……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于是省委决定“借地度荒”，即借给每一个农民三分地用于种麦，对超产部分不计征购，归自己所有，利用荒山湖滩种植的粮油作物谁种谁收。安徽省委的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不仅战胜了特大旱灾，而且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当时，安徽肥西县灾情严重，夏粮减产，中晚稻绝收。山南区委召集各队党员开会，讨论如何多收粮食度过饥荒，到会23名党员一致同意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开始试行包产到户。

1978年初，安徽省委推广“包产到户”时，在有的地方却采取了一种新的措施，他们不再“包产到户”，而是“包干到户”。

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如是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搞大包干第一年，即1979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

1980年5月31日，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大包干”的做法，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包产到户一经兴起，犹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紧接着，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 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当时，这群农民并没有想到，一场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改革实践，正拉开大幕。春潮涌动，正由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洪流。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农民按下手印的不久，中共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1978年10月，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试点工作，此后，云南省、广西柳州等地，也仿效四川开始扩权试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组织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开始。

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八个企业作为全国的试点7月1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五个文件，推进扩权改革。

1979年3月3日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吴南生提议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并建议在汕头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1979年4月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邓小平非常赞成这一做法，并给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命名为“特区”。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 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改革的初步完成。

我国在如火如荼的对内改革同时，也在积极的对外开放，走出国门看世界。

1978年前后全国掀起一股出国考察热潮，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经党中央批准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有四个，其中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代表团最引人注目。代表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共计36天。考察结束，谷牧回国后，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报告提出：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因为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所以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三是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6月底，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在听取汇报后说：“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几乎与此同时，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提交了报告。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这次务虚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应日本政府的邀请，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机场，邓小平受到了热情隆重的欢迎。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期间，他坦率地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心中正在勾画着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脑中思考着中国将来如何富强。

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认真讨论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的重大决策。全会由此确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