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之窗_党建之窗_河北正定中学

学习“两会精神” 培育时代新人

 发布时间： : 2023-03-28

春回大地，春风送暖，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全国“两会”具有重要政治意义。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具体落实好“两会”精神，在党和国家划定的路线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不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一、培养拥有“四个自信”的时代新人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新时代教育工作者要真正把青少年培养成为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教育之始，以德为先。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理论内容、制度优势、文化内涵与教育教学、教育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做到润物无声、育人无形，形成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尤其是语文、历史、政治学科教学，要立足现实语境，讲好生动案例，帮助学生从细微处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著优势的认识、理解，坚定“四个自信”。二、培养能够“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教育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连着国家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促进教育公平。教育部门提出要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让每个孩子共享人生出彩机会。正定中学作为河北省基础教育的一面旗帜，多年来为国家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我们要秉承“为实现人才强国助力，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教师全面成长，学生全面成才，努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优出，大面积丰收，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目标。要坚持全面发展，拓展培养渠道，做好艺体教育、国际教育，打造一流品质学术高中、多元培养示范高中，让正中学子全面发展，共享人生出彩机会。三、培养具备“创新精神”的时代新人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今年全国两会吹响了科技创新新的号角，强调要大力培育创新文化，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为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尽展才华创造良好环境。正中教师，尤其是理科教师，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利用学科教学、实验操作、创新创意节，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就，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要提高正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动手能力，鼓励并指导学生广泛开展创造小发明，源源不断为高校输送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毕业生。四、培养具有“文化底色”的时代新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对青少年而言，自觉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于树立健康向上的审美观和正确的价值观，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正定中学的教育理想是“办一所有文化韵味的学校”。我们坚持文化立校，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底色、家国情怀、现代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要植根传统文化沃土，润泽学生人文底色。在开展党史、国史教育同时，挖掘百廿校史，讲好正中故事，将优秀传统文化以更加贴近生活、更加鲜活的方式呈现，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正中学生的心灵。春风浩荡满目新,扬帆奋进正当时。前景无限辉煌，目标就在前方，让我们不忘来路，走好前路，在新征程上展现我们正中人的新担当！宣传文化科

“石破天惊”——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 发布时间： : 2021-05-26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二十万东北军退入山海关内。日军仅用4个月零18天就侵占了整个东三省，直接威胁华北。1932年,张学良在国际联盟代表陪同下对各国发表这样一段讲话,讲话表达了他对于日本暴行的反对和对于时局的无奈。三年之后的1935年，张学良和东北军被派到西北和十七路军一起“剿共”。 1935年12月，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双方逐渐结束了敌对状态，在西北地区形成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 1935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即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剧，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队进入陕甘两省，并于1936年12月4日，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亲赴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否则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 1936年12月6日，张学良又一次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然而蒋介石非但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两天后，杨虎城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前往华清池劝谏蒋介石一致抗日，同样遭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开始武力进攻蒋介石的卫队，双方发生激烈交火。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强行扣留了蒋介石以及陈诚、卫立煌等1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随后，张、杨又撤销了所谓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二人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而亲英美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亲赴西安进行谈判。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即将发生，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文中说道：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告。 12月13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并建议召开由各方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亲赴西安协助解决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等举行多次会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12月17日至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多次斡旋，最终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和红军抗日”的承诺。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西安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领袖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并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在已得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其长期深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和多方联络下，最终局势稳定下来。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抗战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发动兵谏，国共两党摒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体现了中华民族“兄弟阋（xi）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传统。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周恩来誉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载史册。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赤诚和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已经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克服困难、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对西安事变最好的纪念，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和其他爱国先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 发布时间： : 2021-07-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课程需要从一封特殊的信件开始谈起。什么信？谁写的？写给谁的？啥时写的？写的啥内容？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轻轻翻开那几页泛黄的信笺吧。原来这是毛泽东主席1949年6月19日写给宋庆龄女士的亲笔信。全文虽仅仅109字，却称得上政界书信往来之绝唱。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这说的是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同宋庆龄会面，对她的革命气节，表示了由衷的敬意。这是两位伟人的珍贵情谊，也是我党统战工作的突出体现。统一战线历来是我党的重要法宝之一。1948年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刊发了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很快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友人的热烈响应，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力量协商建国的序幕。1948年8月起，党中央周密部署，分批次帮助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致电邀请宋庆龄女士北上。可惜，因疾病等因素，宋庆龄滞留上海。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已经开幕。难怪毛泽东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 接下来信中写道“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结合写信时间来看，截至1949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已经取得了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4月南京解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留居上海的宋庆龄在致友人的信中愉快地写道：“感谢上苍，我们现在总算可以自由地呼吸了！”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剧团走上街头，扭着秧歌，欢庆上海解放。可以说，人民解放战争的基本胜利，为建立新中国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紧接着，信中写道“建设大计，亟待商筹，”事实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该会议和不久之后为纪念建党28周年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起为新中国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但党中央和毛主席依然满怀崇敬之情，“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敬颂大安”。这恰恰体现了我党不忘初心，积极承担执政党使命的责任与担当，也预示着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的包容与开放。说实话，自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病逝于北平后，北平一直是宋庆龄的“伤心之地”。但是，长期抱病的宋庆龄读完信后，内心倍感温暖，她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民主和平的新中国的一颗赤子之心。因此，在党中央的细致关怀下，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乘专列，欣然抵平。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赴站台迎接。随后，宋庆龄以饱满的精神状态积极投入到了新中国的筹备和建设中。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少数民族、宗教界等40多个单位的代表662人（含正式、候补代表）。会上，特邀代表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献言献策，五星红旗的方案就是宋庆龄积极推荐的。这次会议讨论通过：（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等为副主席，选举出全体委员。（2）通过了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3）确定了国都、纪年、国旗、代国歌。总之，这次会议暂时代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２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等宣誓就职，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下午2时55分，在熟悉的《东方红》乐声中，毛泽东、宋庆龄等领导人从西侧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下午３时，典礼开始。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洪亮的声音顺着井陉矿区天户转播台的电波震撼了大中国，震撼了全世界。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毛主席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28年的光辉历程。下午3时39分开始，装配着“万国牌”军备的海陆空三军接受了人民的检阅。下午5时51分，盛大的群众游行开始了。节日的首都沉浸在幸福喜悦之中。这一天，在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城市，都举行了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参加了开国大典的宋庆龄非常激动：“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我看到了凭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从此，北平不再是一人伤心地，从此，北京必将是国人幸福城。无独有偶，同样激动的还有华北大学正定分校学员董培华，他在日记写道：“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世界和平斗争日，校部通知放假3天。今天整个正定城都悬挂了新的国旗——五星红旗。我们怀着万分喜悦的心情和无限美好的憧憬，以新中国主人翁的姿态，到街上去游玩。”这是宋庆龄的心声，是董培华的心声，更是人民的心声。轻轻折上信笺，静心沉思：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国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空前团结。中国人民从此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也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正所谓，品读一封书信，了解一段党史，感悟一颗初心。如今，斯人已逝，只剩下几页泛黄的书信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中，向世人慢慢讲述着中国共产党人团结民主力量共商建国大计的那些人、那些事......

“强国之路”——改革开放的起步

 发布时间： : 2021-07-27

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举步不前，在逐渐脱离苏联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同时，并没有找到适合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由于与苏联政治关系的恶化，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中国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国面临着经济如何发展下去的问题。至1978年为止，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翻了一倍多，但是人民生活依然贫苦，技术比较落后。为尽快加快经济发展，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逐一解决这些问题，掀起了改革开放运动。人们通常以为，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选择了农村作为突破口。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中央决策层在酝酿和试行改革时，选择的突破口恰恰是工业企业管理，而具体办法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至少在1978年至1980年，改革的焦点一直放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上。在此时期由于企业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广大农村的包产到户却如火如荼，从而将决策者的视线吸引到了农村问题上。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黄万里，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力主将土地借给农民耕种，并不向农民征统购粮。省委书记黄万里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撂荒……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于是省委决定“借地度荒”，即借给每一个农民三分地用于种麦，对超产部分不计征购，归自己所有，利用荒山湖滩种植的粮油作物谁种谁收。安徽省委的这一决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不仅战胜了特大旱灾，而且还引发出一些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当时，安徽肥西县灾情严重，夏粮减产，中晚稻绝收。山南区委召集各队党员开会，讨论如何多收粮食度过饥荒，到会23名党员一致同意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开始试行包产到户。 1978年初，安徽省委推广“包产到户”时，在有的地方却采取了一种新的措施，他们不再“包产到户”，而是“包干到户”。 1978年以前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如是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小岗村18户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按下了18个手印，搞起生产责任制，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搞大包干第一年，即1979年，小岗村发生了巨大变化。粮食总产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人均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 1980年5月31日，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谈话中公开肯定了小岗“大包干”的做法，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包产到户一经兴起，犹如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紧接着，四川省不少地方的农民也实行包产到组，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在安徽、四川的影响下，其他一些地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当时，这群农民并没有想到，一场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改革实践，正拉开大幕。春潮涌动，正由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洪流。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农民按下手印的不久，中共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在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峻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最高层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1978年10月，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试点工作，此后，云南省、广西柳州等地，也仿效四川开始扩权试扩大企业自主权把一部分中央和省、自治区直属企业下放给城市管理、实行政企分开、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组织的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开始。 5月25日，国家经委、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出通知，确定在北京上海天津选择八个企业作为全国的试点7月1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五个文件，推进扩权改革。 1979年3月3日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吴南生提议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并建议在汕头实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1979年4月8日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邓小平非常赞成这一做法，并给深圳、珠海、汕头等地命名为“特区”。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6月6日，广东省委将报告上报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这标志着中国对外改革的初步完成。我国在如火如荼的对内改革同时，也在积极的对外开放，走出国门看世界。 1978年前后全国掀起一股出国考察热潮，据当时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经党中央批准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有四个，其中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代表团最引人注目。代表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共计36天。考察结束，谷牧回国后，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报告提出：一是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二是这些国家大都对华友好因为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商品要找销路，所以都非常重视与中国发展经济贸易交往；三是发展对外经济交往中有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办法，如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6月底，邓小平约谷牧谈话，在听取汇报后说：“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几乎与此同时，受谷牧委托的港澳考察团和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考察团也提交了报告。学西欧的科技，引港澳的资金，参考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并行的经济体制。三路人马，三份报告，奠定了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思路的雏形。 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在中南海怀仁堂报告厅召开了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这次务虚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应日本政府的邀请，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同志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机场，邓小平受到了热情隆重的欢迎。这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期间，他坦率地说:“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大有希望的” 邓小平访问日本时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心中正在勾画着改革开放的宏伟蓝图，脑中思考着中国将来如何富强。 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认真讨论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的重大决策。全会由此确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走向成熟”——遵义会议

 发布时间： : 2021-05-20

遵义，地处中国西南腹地，位于贵州省北部，是历史上著名的黔北重镇。这座城市因红军而闻名天下，每年都有无数的游客从世界各地辗转来到这里，试图寻找一个答案，一个关于绝处逢生的答案，一个历史转折的答案。遵义，这座城市，因为历史的存在，也把自己的城市形象定格在转折上。让我们走进历史，走进遵义。绵长的历史故事要从1933年初开始讲起，日军加紧入侵中国，进犯长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政府于5月份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长城沿线失守，华北门户洞开。然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决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对红军展开第五次“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党内主要负责人博古/李德竟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此战，持续1年之久，是我军战史上第一次重大的军事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战略指导上的失误，中央苏区军民全力以赴，为保卫苏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给予国民党军大量杀伤。但由于中共中央实行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作战原则，使这次反"围剿"作战始终处于被动，以致在红军遭到严重削弱。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战略转移，开始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艰难的冲过四道封锁线，在湘江遭遇到了长征以来最惨烈的失败。一方面军从八万六千人骤降至三万余人。军事上指挥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当地老百姓回忆道：“那次仗打完后，江水都成了红色的了。江底到处都是战士的尸体。我们老百姓都说三年不引饮长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在经历一系列军事失败后，博古李德坚持错误军事路线，坚持向敌人重兵集结的湘西进军，遭到了一大批指战员的批评。朱德指着博古的鼻子说道：“你不会打仗，也不会指挥行军，抬着这些破破烂烂，部队哪里走得动……你想把整个红军都搭上吗，简直是拿中国革命和红军将士的性命开玩笑”。刘伯承批评道：““广大干部眼见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跌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临绝境……部队中明显滋长了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使得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 从长征一开始，毛泽东就与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在长征途中毛泽东耐心解释了博古等人错误的军事路线，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集中全力解决党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博古主持会议。博古为自己的军事路线辩解道：“中央在政治上和战略上都是正确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只有两个原因：一是敌人力量大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力度不够。”毛泽东则指出“如果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为什么会产生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因为错误地估计形势！”毛泽东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赞同。周恩来更是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有希望”，让李德交出军事领导权。会议仅仅进行了三个晚上，经过激烈的讨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决议》，纠正了党的错误路线。并对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共产党独立自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本次会议成为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毛泽东的带领下，部队攻占娄山关，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重大胜利。策马过关，毛泽东激动的写下《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巧夺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最终在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红军三大方面军在陕北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的中心也由南方转移至北方，为打开中国抗日局面奠定了基础。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中国革命走向光辉的前景，中国共产党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缔造了伟大的新中国！一脉相承，今天红军是遵义的精神象征，在今天的遵义我们可以看到一座雄伟的遵义会议纪念馆，1964年毛主席亲自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建国后为革命纪念地书写的唯一题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以红军命名的步行街—红军街，在街头矗立着著名的红军号兵雕塑，号声宣告着伟大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或许只是历史长河的一个节点，但是遵义传递的革命精神即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敢闯新路、民主团结将永放光彩，激励后来人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