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 分类:党史教育
- 作者:宣传文化科
- 来源:宣传文化科
- 发布时间:202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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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3月5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在一个适当的时间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安排召开的。它有一个比较长的动议过程。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上,首提七届二中全会议题。在会议召开前的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已先期到达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城南庄会议上,对事先所提问题及七届二中全会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特别是针对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及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上,中共中央在开会的第一天就以口号的形式向全国发出。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
在战略大决战激烈进行的日子里,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相关事宜已在中共中央的具体谋划之中。1948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为了讨论明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集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请高岗考虑是否可以暂时离开工作来中央参加此次会议。”同时,还致电饶漱石,请他按时到会。可以看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已明确提上了日程。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革命即将胜利,一个旧世界就要被砸烂,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大计中,他们殚精竭虑,倾心绘制着新中国的蓝图,而这一切成果将在七届二中全会中得以全方位体现。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对七届二中全会的筹备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会议的分工、会议通知的发出、会议材料的准备、警力安排等等,事无巨细。那么各项工作到底是如何做到万无一失的呢?
做了一下四个方面的准备
1.明确分工,有条不紊。
起初,中央暂定3月1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筹备总安排由周恩来负责。为筹备召开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会议所用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都在管。
2.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会议通知。
关于会议的通知,是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亲自改定的。
通知仅仅用了386个字,七句话,把与会者开会的时间、地点、会期、以及参会人员名单的反馈,部分同志能否到会的考虑都说得清清楚楚,不仅告诉了会议的基本内容,而且还考虑到了各局各前委工作、作战的具体情况等多种特殊情况,简短精炼,要言不烦。
通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各地甚至个人情况的“了然于胸”,对全局的熟知与把握。
3.毛泽东亲自确定会议材料。
4.周密警戒确保安全。
这次会议由中央警备团、华北军区187师560团和四野高炮2团1连三支部队负责安保工作。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
全会批准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全会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全会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最后,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全会作了结论报告。
结论报告总结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的12条经验,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号召各级干部要学好马列的12本书。
《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会议决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
二、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三、决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
四、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最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措施:
1.不给党的领导祝寿。
2.不送礼。
3.少敬酒。
4.少拍掌。
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 列、斯平列。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在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是摆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为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希望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
【概要描述】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3月5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在一个适当的时间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安排召开的。它有一个比较长的动议过程。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上,首提七届二中全会议题。在会议召开前的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已先期到达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城南庄会议上,对事先所提问题及七届二中全会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特别是针对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及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上,中共中央在开会的第一天就以口号的形式向全国发出。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
在战略大决战激烈进行的日子里,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相关事宜已在中共中央的具体谋划之中。1948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为了讨论明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集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请高岗考虑是否可以暂时离开工作来中央参加此次会议。”同时,还致电饶漱石,请他按时到会。可以看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已明确提上了日程。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革命即将胜利,一个旧世界就要被砸烂,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大计中,他们殚精竭虑,倾心绘制着新中国的蓝图,而这一切成果将在七届二中全会中得以全方位体现。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对七届二中全会的筹备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会议的分工、会议通知的发出、会议材料的准备、警力安排等等,事无巨细。那么各项工作到底是如何做到万无一失的呢?
做了一下四个方面的准备
1.明确分工,有条不紊。
起初,中央暂定3月1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筹备总安排由周恩来负责。为筹备召开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会议所用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都在管。
2.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会议通知。
关于会议的通知,是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亲自改定的。
通知仅仅用了386个字,七句话,把与会者开会的时间、地点、会期、以及参会人员名单的反馈,部分同志能否到会的考虑都说得清清楚楚,不仅告诉了会议的基本内容,而且还考虑到了各局各前委工作、作战的具体情况等多种特殊情况,简短精炼,要言不烦。
通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各地甚至个人情况的“了然于胸”,对全局的熟知与把握。
3.毛泽东亲自确定会议材料。
4.周密警戒确保安全。
这次会议由中央警备团、华北军区187师560团和四野高炮2团1连三支部队负责安保工作。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
全会批准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全会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全会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最后,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全会作了结论报告。
结论报告总结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的12条经验,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号召各级干部要学好马列的12本书。
《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会议决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
二、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三、决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
四、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最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措施:
1.不给党的领导祝寿。
2.不送礼。
3.少敬酒。
4.少拍掌。
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 列、斯平列。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在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是摆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为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希望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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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49年3月5日-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在一个适当的时间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安排召开的。它有一个比较长的动议过程。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此次会议上,首提七届二中全会议题。在会议召开前的1948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已先期到达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准备讨论的问题。
在接下来的城南庄会议上,对事先所提问题及七届二中全会的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特别是针对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及成立中央政府问题上,中共中央在开会的第一天就以口号的形式向全国发出。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
在战略大决战激烈进行的日子里,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相关事宜已在中共中央的具体谋划之中。1948年12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高岗并告林彪、罗荣桓电:“为了讨论明年各军作战的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准备召集二中全会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拟约刘伯承、陈毅、饶漱石、罗荣桓、薄一波诸同志来中央开会,会期一月一日至五日。请高岗考虑是否可以暂时离开工作来中央参加此次会议。”同时,还致电饶漱石,请他按时到会。可以看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已明确提上了日程。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一月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时,革命即将胜利,一个旧世界就要被砸烂,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大计中,他们殚精竭虑,倾心绘制着新中国的蓝图,而这一切成果将在七届二中全会中得以全方位体现。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对七届二中全会的筹备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各项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会议的分工、会议通知的发出、会议材料的准备、警力安排等等,事无巨细。那么各项工作到底是如何做到万无一失的呢?
做了一下四个方面的准备
1.明确分工,有条不紊。
起初,中央暂定3月1日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筹备总安排由周恩来负责。为筹备召开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会议所用的材料外,连警卫工作都在管。
2.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会议通知。
关于会议的通知,是周恩来亲自起草,毛泽东亲自改定的。
通知仅仅用了386个字,七句话,把与会者开会的时间、地点、会期、以及参会人员名单的反馈,部分同志能否到会的考虑都说得清清楚楚,不仅告诉了会议的基本内容,而且还考虑到了各局各前委工作、作战的具体情况等多种特殊情况,简短精炼,要言不烦。
通知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各地甚至个人情况的“了然于胸”,对全局的熟知与把握。
3.毛泽东亲自确定会议材料。
4.周密警戒确保安全。
这次会议由中央警备团、华北军区187师560团和四野高炮2团1连三支部队负责安保工作。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
全会批准了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认为“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全会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全会批准了由我党发起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最后,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对全会作了结论报告。
结论报告总结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的12条经验,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号召各级干部要学好马列的12本书。
《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会议决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确定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
二、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三、决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
四、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最后,全会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蚀的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措施:
1.不给党的领导祝寿。
2.不送礼。
3.少敬酒。
4.少拍掌。
5.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 列、斯平列。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在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是摆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为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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