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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破天惊”——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石破天惊”——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 分类:党史教育
  • 作者:宣传文化科
  • 来源:宣传文化科
  • 发布时间:2021-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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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描述】1931年9月18日,日军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二十万东北军退入山海关内。日军仅用4个月零18天就侵占了整个东三省,直接威胁华北。1932年,张学良在国际联盟代表陪同下对各国发表这样一段讲话,讲话表达了他对于日本暴行的反对和对于时局的无奈。三年之后的1935年,张学良和东北军被派到西北和十七路军一起“剿共”。

1935年12月,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双方逐渐结束了敌对状态,在西北地区形成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

1935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即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剧,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队进入陕甘两省,并于1936年12月4日,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亲赴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否则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

1936年12月6日,张学良又一次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然而蒋介石非但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两天后,杨虎城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前往华清池劝谏蒋介石一致抗日,同样遭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开始武力进攻蒋介石的卫队,双方发生激烈交火。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强行扣留了蒋介石以及陈诚、卫立煌等1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随后,张、杨又撤销了所谓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二人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而亲英美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亲赴西安进行谈判。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即将发生,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文中说道: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告。

12月13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并建议召开由各方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亲赴西安协助解决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等举行多次会谈。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12月17日至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多次斡旋,最终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和红军抗日”的承诺。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西安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领袖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并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在已得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其长期深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和多方联络下,最终局势稳定下来。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抗战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发动兵谏,国共两党摒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体现了中华民族“兄弟阋(xi)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传统。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周恩来誉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载史册。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赤诚和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已经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克服困难、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对西安事变最好的纪念,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和其他爱国先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石破天惊”——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概要描述】1931年9月18日,日军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二十万东北军退入山海关内。日军仅用4个月零18天就侵占了整个东三省,直接威胁华北。1932年,张学良在国际联盟代表陪同下对各国发表这样一段讲话,讲话表达了他对于日本暴行的反对和对于时局的无奈。三年之后的1935年,张学良和东北军被派到西北和十七路军一起“剿共”。

1935年12月,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双方逐渐结束了敌对状态,在西北地区形成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

1935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即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剧,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队进入陕甘两省,并于1936年12月4日,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亲赴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否则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

1936年12月6日,张学良又一次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然而蒋介石非但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两天后,杨虎城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前往华清池劝谏蒋介石一致抗日,同样遭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开始武力进攻蒋介石的卫队,双方发生激烈交火。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强行扣留了蒋介石以及陈诚、卫立煌等1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随后,张、杨又撤销了所谓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二人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而亲英美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亲赴西安进行谈判。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即将发生,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文中说道: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告。

12月13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并建议召开由各方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亲赴西安协助解决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等举行多次会谈。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12月17日至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多次斡旋,最终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和红军抗日”的承诺。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西安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领袖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并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在已得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其长期深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和多方联络下,最终局势稳定下来。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抗战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发动兵谏,国共两党摒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体现了中华民族“兄弟阋(xi)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传统。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周恩来誉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载史册。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赤诚和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已经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克服困难、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对西安事变最好的纪念,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和其他爱国先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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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双方逐渐结束了敌对状态,在西北地区形成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

1935年,日军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即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剧,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蒋介石不但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反而一意孤行,派遣大批嫡系部队进入陕甘两省,并于1936年12月4日,率领陈诚等十几名军政要员亲赴西安,威逼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否则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到安徽。

1936年12月6日,张学良又一次到临潼去见蒋介石,声泪俱下,慷慨陈词,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然而蒋介石非但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反骂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拍着桌子大声喊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两天后,杨虎城在张学良的建议下前往华清池劝谏蒋介石一致抗日,同样遭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决定对蒋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开始武力进攻蒋介石的卫队,双方发生激烈交火。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强行扣留了蒋介石以及陈诚、卫立煌等1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

并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等八项主张。随后,张、杨又撤销了所谓的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由二人担任正副委员长的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应,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紧张局面。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立即调遣军队,进攻西安,扩大内战;而亲英美的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希望和平解决事变,并亲赴西安进行谈判。爱国救亡团体和民主进步人士对事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的救国行动和八项主张,呼吁全国人民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即将发生,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电文中说道: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告。

12月13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经过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以民族大义为重,从抗战全局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并建议召开由各方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商讨解决事变问题和抗日救国大计。应张学良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亲赴西安协助解决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周恩来到达后随即分别和张学良、杨虎城及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等举行多次会谈。

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12月17日至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多次斡旋,最终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和红军抗日”的承诺。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西安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领袖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并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

1936年12月25日下午,在已得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其长期深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和多方联络下,最终局势稳定下来。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中国由长期内战走向全民抗战的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发动兵谏,国共两党摒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体现了中华民族“兄弟阋(xi)于墙,外御其侮”的爱国传统。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也因他们崇高的爱国义举被周恩来誉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永载史册。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80多年,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爱国赤诚和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所表现出的强烈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精神,已经成为激励我们不断克服困难、开拓进取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对西安事变最好的纪念,就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和其他爱国先烈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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