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那天起，公木就是我心目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因为他是革命的诗人、人民的歌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

20年前的2002年，我的母校河北正定中学举行百年校庆，公木的夫人吴翔出席并讲话，那时我才知道，公木还是我的前辈校友。

以后，我陆续收藏了公木的一些手迹，辅以有关资料的阅读和研究，不断增加了对这位前辈的了解。

正定中学的佼佼者

▲图1

展示在读者面前的这封信，是公木于1988年6月19日写给朱子奇的。实寄封显示，信件寄自公木工作的吉林大学，寄往朱子奇居住的北京市交道口菊儿胡同内5号院（图1）。这个“5号院”曾是清直隶总督大学士荣禄的住宅，1986年被定为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 单位。

朱子奇（1920—2008），是伴随着中国革命进程成长起来的老一辈诗人，是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抒情诗人。他于1949年参与筹办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任弼时秘书、中国作协常务书记。朱子奇一生文学创作成果丰硕，出版了20余部诗文和译著。郭沫若曾称誉说：“朱子奇同志是一位和平鸽式的诗人。”著名诗人臧克家也说：“活跃于中国诗坛上的朱子奇同志独树一帜，以政治抒情诗著名于世，并结出了硕果。”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高度评价朱子奇的为人与为文： “回顾朱子奇同志的一生，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行进在烽火硝烟中的革命战士，是一位投身于新中国文艺事业发展、致力于世界人民友谊与交流的文化活动家，是一位热情讴歌祖国与人民的卓越诗人。”

公木和朱子奇从延安时期就是十分亲密的战友兼诗友，朱子奇称公木为“我尊敬的诗兄”，两人直到晚年仍保持密切联系。这封信的起因是朱子奇请公木为自己的作品写序，公木给朱子奇回信讲了自己近期的行止和工作、生活情况，内容很是丰富，从中可以透视公木的部分人生足迹。

信札提到这样几个行程，“从南昌乘车到石家庄，住了三天，重游了正定（这是我念中学又教中学的故地）。转辛集市（住了三天），又回老家（三天）”（图2）。这里的几个地名，包含了公木生命历程中的两个地理坐标。一个是他的老家——束鹿县（今河北辛集市）北孟家庄；另一个是他念中学又教中学的地方——河北正定中学。

▲图2

公木进入正定中学求学时14岁。那是在1924年夏天，那时他的名字叫张松如，公木是他以后的笔名。他一入学就引人注目，因为他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的。

正定中学坐落于滹沱河畔、正定古城，紧邻石家庄。这是一所有着革命传统的学校，公木甫一入学就受到当时大革命热潮的感染。五卅惨案后，他加入罢课的行列，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列强军阀”的口号，步行到石家庄游行示威。他的上一届同学、共产党员高克谦被军阀杀害后，他和师生们一起参加追悼会，抗议军阀的残暴行径。他经常借阅图书馆里的进步书刊，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可以说，这是公木在政治上的启蒙时期。

正定中学是以教学质量高而名闻遐迩的名校，这里聚集了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公木正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佼佼者。在诸位名师的教导下，公木学业精进，门门功课都交出了优异的答卷。特别在文学方面，公木表现了突出的敏感和高度的兴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木的诗作与臧克家、艾青齐名。而诗人的桂冠，是从正定中学开始编织的。在学识渊博的国文教师赵先生指导下，公木熟读唐诗宋词，掌握旧体诗词技巧，同时也特别喜欢郭沫若、胡适、冰心、刘半农、蒋光慈等人的新诗。入学后的第二年，“缪斯女神前来叩击诗人的心扉”，他开始练习写诗，试着向报刊投稿。17岁那年，他在《大公报》副刊发表了诗歌《脸儿红》，研究者认为，这是公木公开发表并保存下来的第一部作品。

四年学业结束，公木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从正定中学毕业。

1935年春，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特务追踪的公木重返母校，成为正定中学的一名教师。其后的两年间，他在教课之余，还写了一篇《屈原研究》，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字学概论》。西安事变后，学生们为反对教员中的几个国民党分子，闹起了罢课风潮。学校当局向省教育厅报告，说公木是幕后策划人，要予以查办。公木得到消息，即结束了在母校的执教生涯，于1937年春重新回到北平。

诗人虽然离开了母校，但母校始终没有断过诗人的传说。如今的正定中学，有一栋教学楼就以诗人的名字命名，叫作“松如楼”。

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

公木致朱子奇信札的最后一段，是讲有关军歌的事：“接到《解放军歌曲》编辑部（联系人邵遗逊同志）来信，说‘进行曲’已确定为‘人民解放军军歌’， 八一前正式颁布。邀我写几句文章。也要想一想，一时还凑不出话来说。此事，丁雪松同志当然早已知道，来信说曾问及她及郑小提同志查询有关写作时间及其他情况。”（图3）

▲图3

一个国家的军队的军歌，其重要性仅次于国歌。为军歌作词，无疑是公木人生进行曲中最嘹亮的一个音节。

1938年，公木被组织派往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1月，他被分配到“抗大”政治部宣传科任时事教育干事。恰在这时，一个比公木小四岁的朝鲜同志也调到宣传科，任音乐指导，他就是音乐家郑律成。

郑律成生在朝鲜的一个革命家庭。大哥、二哥因参加朝鲜独立运动遭到日本人通缉，逃到中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为革命牺牲。1933年，郑律成带着心爱的曼陀铃，跟随三哥也来到中国，加入了中国革命队伍。1937年郑律成到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 学习，并创作了《延安颂》《延水谣》等歌曲。与公木相识时，他已是一个名动延安的音乐家。

一个诗人，一个音乐家，两人工作在同一个单位，住在同一个窑洞，激情的火花相碰撞，注定要爆出耀眼的光芒。

1938年，公木创作了长篇叙事诗《岢岚谣》。诗人运用民歌的形式，塑造了一位同日本侵略者进行顽强斗争，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农民抗日英雄娄明德的形象。这是一部爱国主义诗篇，在艺术上也相当成功。它产生在《王贵和李香香》《漳河水》等叙事诗之前，被视为民族化、大众化的代表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诗人从写作这首诗开始，正式采用“公木”这一笔名。

《岢岚谣》后来被改成话剧，在“抗大”演出。郑律成对这首诗十分赏识，便悄悄地为它谱了曲。公木知道后很惊讶，近二百行的长诗，全部谱上曲得多么费劲呀！公木还有一首短诗《子夜岗兵颂》，反映了他在“抗大”做学员时深夜站岗放哨的一点感受。郑律成又不声不响地拿去，用咏叹调谱成一首独唱曲，然后唱给公木听，使得公木又惊奇又激动。此后，郑律成多次催促公木写词，供自己作曲。一首震惊当世、传之后世的壮歌就在酝酿之中了。

1939年7月的一个晚上，郑律成拉着公木去拜访《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在回来的路上，郑律成提议也搞一个大合唱。两人具体商定，立即动手创作《八路军大合唱》，大合唱由八支歌组成，要的就是这个“八”字。这两个从前线归来的八路军战士，把对八路军的一往情深，凝铸成火一样的诗行，弹奏出激情的乐章。公木一气呵成，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写出了《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快乐的八路军》《炮兵歌》《骑兵歌》《冲锋歌》《军民一家》，加上原有的《子夜岗兵颂》，共八首歌词。公木每写成一首歌词，郑律成就拿去谱曲。没有钢琴，也没有手风琴， 郑律成只是自己打着手势，摇头晃脑地哼唱着。作曲的过程是艰苦的，经过一个多月，大功终于告成。

像一阵劲风刮过，《八路军大合唱》很快风靡了延安的山山岭岭。鲁艺音乐系把它油印成册，还在中央大礼堂组织过一次晚会，由郑律成亲自指挥，进行了专场演出。1940年夏，《八路军军政杂志》刊载了《八路军军歌》和《八路军进行曲》，这表示军委正式认定了它们。也是在这一年，延安举办中国青年节征文活动，《八路军大合唱》以《献给八路军的军歌合唱集》为名，被评为甲等奖，获得奖金40元。奖金是中央领导同志捐赠的，其中毛泽东300元，周恩来、王稼祥各200元，吴玉章100元，董必武50元。

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发展为人民解放军，《八路军进行曲》随之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其他几首则完成了历史使命。“向前 向前 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这支战歌伴随解放大军行进的步伐， 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1951年2月1日，总参谋部颁发试行的内务条令（草案），第一次将其认定为《人民解放军军歌》； 1953年5月1日，军委重新颁布的内务条令（草案），又改回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65年又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时间到了公木给朱子奇写信的这一年——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正式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并由时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发颁定军歌的命令。

在此之前，有关新闻单位已经在做宣传准备。《解放军歌曲》杂志的邵遗逊同志专门写信，把“进行曲”定为军歌的消息提前告诉了公木，并向他邀写文章。公木应邀写了《颁定“军歌”随想》。邵遗逊在信中还提到，已经采访了郑律成的夫人丁雪松和女儿郑小提，向她们查询了军歌创作的时间及其他有关情况。

遗憾的是，郑律成已经听不到这个好消息了。1976年12月7日，这位伟大的人民音乐家留下了360多首（部）音乐作品，把他的人生定格在了62岁。

关于郑律成，关于他的夫人丁雪松，关于他们的女儿郑小提，有太多的故事。这里仅讲述郑律成一件短札背后的故事。

1964年5月，由于不明有关规定，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一些会员未能及时缴纳会费，音协办公室就此写信催缴。6月17日，郑律成补缴了10元会费，并给“音协秘书同志”附上了这件短札。据笔者的收藏来看，同时补缴会费的会员还有胡松华等人（图4）。

▲图4

郑律成与音协有过一段“不平凡”的关系。早在1939 年，在延安召开的音乐工作者协会全体代表大会上，郑律成和冼星海、时乐蒙、李焕之等人就被代表们一致选举为执行委员。1953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成立，明确规定，参加音协必须填一张表格，请两个音乐家推荐。这时的郑律成已经在音乐创作方面取得重大成就，在音乐界有很高的地位，但也必须履行这套手续。他一看就火了：“让两个人证明我够资格，谁证明我？荒唐！这表我不填！”说完，把表撕碎扔掉了。郑律成这样做不是在“耍大牌”，而是不认可这种推荐方式。直到1956年，郑律成才成为音乐家协会会员。不管是不是会员，不管有没有什么待遇，他为人民而创作的步伐从来没有停歇，他始终是一个热爱人民、人民热爱的作曲家。

理想信念的坚守者

1942年4月28日，公木收到了一份请柬：

为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此致

公木同志

毛泽东 凯丰 四月二十七日

公木看完请柬，激动不已。5月2日那天，公木在会场见到了毛泽东，周扬向毛泽东介绍说：“他就是公木，《八路军大合唱》的作者。”毛泽东高兴地握着 公木的手说：“好，写得好啊。写兵好，唱兵好，要写八路，要唱八路。”公木激动地回应：“听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多写八路军战士。”在会上，公木就写兵和兵写兵的问题做了发言。在分组讨论中，他和萧三等人分在一个组，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讨论，并记下大家发言的要点。5月23日，毛泽东做了总结性发言，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会后，代表们蜂拥到办公厅前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合影留念。

公木曾深有感触地说：“《讲话》对我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我心明眼亮。”特别在“大众化”问题上，纠正了他头脑中潜在的“化大众”的偏向。终其一生，公木始终以《讲话》精神引领自己的艺术思想和创作实践，他是《讲话》精神忠实的践行者、宣传者、坚守者。

公木按照《讲话》精神，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文艺与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创作了许多为大众喜闻乐见、与时代并行共进的诗歌。仅从笔者收藏的两首短诗手稿，就可以管中窥豹，洞见诗人的诗风。起因是1987年，重庆《微型诗》刊主编邹雨林向公木邀稿，公木于4月25日回信，“遵嘱写一小传，自选50年代诗作五首，抄写，寄上”（图5，公木寄给邹雨林的实寄封）。其中的一首是讽刺诗，题为《爬也是黑豆》。它采取以小见大的手法，从一件小事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明明是“黑虫虫”，爸爸偏说是“黑豆豆”，儿子争辩说：“爬哩，爬哩”，爸爸却不耐烦地勃然大怒：“爬，爬！爬也是黑豆！”诗中的“爸爸”，在生活中大有人在。由于父道尊严，或者师道尊严、官道尊严，便“真理自然要一边倒在他手里”，听不进别人的不同意见，结果离真理越来越远（图6）。 另一首《登雨花台有感》则是政治抒情诗。诗人以美丽的天雨花起笔，“在这里我们的祖先曾梦见天 雨花，五彩缤纷飘荡荡就好像彩虹与飞霞”。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挥起屠刀，“把雨花台变成了血花台”。“我们有十万同志在这里献出了生命，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们昂着头仰望长空，那视线高高超过蓝底白字的衙门，他们最后的呼声震得青天铮铮应鸣。”虽然敌人无比凶残，但“真理的灵光将普照天下”。这里展示的是诗的前半部分，后面还有两段。诗人写道： “以头颅播种，以鲜血灌溉，每一粒石子都被染上耀眼的光彩。”“莫道佛法无边，天原不老，地也难荒， 把天堂引渡到人间，全靠我们领航！”（图7）

▲图5

▲图6

▲图7

公木对《讲话》论述的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发展等关系，也有自己的理解和遵循。具体到诗歌创作，他认为，民歌体旧瓶装新酒是普及，自由体需要创造性的语言，这就是提高，前者多用于叙事，后者更适于抒情。

《讲话》之后的岁月里，他发表的《鸟枪的故事》《哈喽，胡子！》《崩溃》《十里盐湾》《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等大量诗作，就是这种探索与追求的产物。

公木还创作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的歌词。除了与郑律成合作的歌曲外，还有：为民歌《东方红》定稿（署名张松如改词，发表在1949年《大家唱》第二集），为电影《白毛女》写歌词（与贺敬之合作），为电影《怒海轻骑》插曲《水兵之歌》作词，为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作词，为电影《豹子湾战斗》插曲《清格朗朗的延河水》作词等。这些歌曲，在人民群众中经久传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公木格外重视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与普及，做了不少注释、翻译、讲解工作。比如对于《诗经》，就有《诗经今译》《诗经选读》《诗经选释》《插图本中国文学丛书：〈诗经〉》《诗经全解》《名家讲解诗经》等著作。

当然，在古诗今译的问题上，公木并不一概而论，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译则译，没必要则不译。下面是1984年2月公木写给李易的信，就唐诗今译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内容如下，照录于此（图8）：

昨天复信寄出，我就把来函提出的三首诗取来试译。鸟鸣涧及早发白帝城都是短诗，随手就写出来了；舂陵行太长了，又基本上是白描直叙，很难再用口语复述，这类有什么必要再加以口译？我不理解你们这样做的意图。故暂未动手，实在也很难动手。即王维、李白两首，也只是换个说法，或者添字凑句，一经语译，诗味全失。寄上看看，这样译法是否合乎要求？均未留底儿，如须修改，望将原稿寄回。

记得五十年代蔡其矫同志曾用口语翻译唐的律诗绝句若干首，好像是意译多，把律绝改写成自由体，不顾节奏、韵律。也许能写出点味道来，那实际上是只取古人意境，再创作。那就必须挑选能够引起感兴的篇章再动手。你说如何？

我实在不了解唐诗有什么必要再加语译。这样做，不会引起读者嘲笑吗？

▲图8

1958年春夏间，公木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赴匈牙利、罗马尼亚宣传“双百”方针，介绍中国文艺战线反右斗争的情况。不幸的是，历史给他开了个大玩笑：7月底出访归来，他自己竟然也被指控为中宣部的“反党集团”，错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直到1979年，公木20年的冤案才得以昭雪，他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

长期蒙冤并没有摧毁公木的理想和信念，他仍然“首先是战士，然后是诗人”，对党的感情不变，对革命的初衷不变，对真理的追求不变。请看他在1995年致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信札中的一首七律（图9）：

少年意气学卧龙，宝剑虚悬长夜鸣。

道有精粗傻乃大，诗无今古放而雄。

移山亚赛愚公傲，喝酒长超太白疯。

春得百花秋得月，干雷酸雨走飞虹。

▲图9

他这样宣称：“假如让我得重生”，“我必定不改初衷，继续与历史主线相结合，不是相游离，更不是相违背。纵使无容逃避地要穿越失误又痛苦的盘根错节，仍必坚执剥寻真理的镌刻刀，经受得住任何‘干雷’、‘酸雨’的‘袭礼’和‘烤验’。”

公木仍对延安的战斗生活充满了怀念。1977年，他和王家乙、刘炽、王昆回忆座谈，而后写了《秧歌队员拜年到枣园》，用以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6周年。诗中热情洋溢地赞颂：“学习了《讲话》，把定方向盘，秧歌旱船闹也吧闹的喧。”

公木仍对党的领袖充满了怀念。1984年，《当代鞍钢》邀请公木写稿，回忆他在鞍钢工作时的情况，他欣然写了一首长诗《黄花颂》。诗中写道，1953年秋天的一个深夜，他正要进入梦乡，突然电话机响了，接下来有了下面描述：

“喂，喂，喂，你是张松如？鞍钢教育处长？”      

“啊，啊，我是，我是。”    

 “喂，喂，我是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              

“啊，啊，什么事，什么事？”

“毛主席刚刚看过你们的工作报告，很满意，向你们祝贺！”

我一下子睡意全消，

猛回身将老伴推醒。

有困难分担，

困难就折半减轻；

有福共享，

幸福就加倍地变浓。

当时，公木在鞍钢任教育处处长，他写了《鞍钢培训工作检查总结报告》，在鞍钢大会上宣读，并形成文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份工作报告很满意，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表示祝贺。党中央、毛泽东的肯定和鼓励，是对鞍钢教育处工作的最高奖赏，公木自然沉浸在幸福之中。自那以后的30多年里，这件事时常浮现在他的记忆屏幕上。

在致朱子奇信札的开头部分，公木写道：“我同吴翔，于5月24日出发，经南京，赴南昌——井冈山，出席全国毛席（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召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新体系建构问题’研讨会。会期一周，游观了井冈山，非常壮观。归途，在吉安师专住了两天，做了两次学术演讲。”（见图2）

这里讲的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于1980年成立。在第一次大会上，公木做了题为《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并被推举为会长。自那时起，他不顾年老体衰，为研究会的成长壮大，为研究、宣传、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而竭尽全力。研究会成立后，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多次研讨活动，信中提及的南昌——井冈山学术讨论会，就是其中的一次。在这次会议上，公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建构问题发生浓厚兴趣。他高屋建瓴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的问题，指出“实践本体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的实质”。研究会的活动，使垂暮之年的公木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到了晚年，公木仍在阅读大部头的《资本论》， 还花750元买了一套新版《列宁全集》作为研究之用。1998年10月30日，年逾米寿的公木永远告别了这个世界，享年89岁。

向前 向前 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人们在嘹亮的军歌声中为他送行，他在嘹亮的军歌声中获得永生。

参考文献 ：

1.张宇宏，樊希安.公木评传.长春：长春出版社，1990.

2.樊希安，石丽侠.军歌的诞生.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

3.栾昌大.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十年.

4.郝长海.公木译著年表.

5.王广仁，周毓方.公木年谱.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高昌.公木传.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

刘格文（1948—），河北正定人。1964—1968年在河北正定第一中学（今河北正定中学）学习。1968年2月参军，历任坦克一师三团战士、排长、宣传干事，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部干事，解放军报编辑、高级编辑、评论部主任、副总编。2003年7月被授予少将军衔。20世纪80年代前后，曾与另两位战友组成“杨柳榭”写作组，从事言论写作，在军内外名噪一时。供职解放军报近30年，所撰新闻评论多次获得国家最高级别的中国新闻奖，其中一等奖有4个。编著（多为与他人合作）书籍数十种，其中，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绿色年华丛书》，被中共中央宣传部评为1994年度“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生活的红绿灯》，在国家出版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宣部出版局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评选活动中获二等奖。参与了《中国集邮史》、《中国集邮大辞典》、《中国集邮百科全书》等大型集邮书籍的编写工作，曾连续担任三届中国集邮总公司顾问团顾问。